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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通 话 的 价 值

(发布人:  发布时间:09-02-16 16:29  点击量:4981)

普 通 话 的 价 值
    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通用语言。大力推行、积极普及普通话并逐步提高全民说普通话的水平,是国家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方针。推广普及普通话不仅因为普通话具有任何方言都无法比拟的通用性(即实用价值),而且因为普通话还具有任何方言都无法比拟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

    普通话的实用价值

    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其通用范围越广,使用的人口越多,实用价值就越高。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普通话是汉语的标准形式,也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民族共同语。汉语的方言体系十分复杂,各大方言之间难以通话。每种南方方言内部的分歧也十分严重,邻县之间、甚至邻乡之间,语言交际障碍十分常见。即便是北方话,各次方言之间、各地土语之间在语音、词汇方面也有明显差异,有时也会有交际困难。因此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从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方面来看,推广普及普通话有利于增进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交流。内地交往自不必说,香港和澳门回归后,港澳同胞学习普通话的热情空前高涨,把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看作对祖国的认同。台湾早就普及了普通话(国语),普通话使台湾同胞同内地人民交际无障碍。值得指出的倒是,“台独”分子从语言学角度为其“独立”寻找“根据”,说什么国语(普通话)是“外来语”,“台语”(其实就是闽南方言)才是台湾的“国语”。内地也有个别学者鼓吹“粤语、闽语”不是汉语,而是汉语“族群”中的独立语言,进而得出“说粤语、闽语的人不是汉族而是百越族、福佬族”的谬论。前些年,“粤语北上”、“用港语统一中国”的说法也曾甚嚣一时。这些论调虽很荒唐,却从反面证明了推广普及民族共同语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社会对民族共同语的客观需求日益迫切。人员和商品的大流动伴随着语言和信息的大交流。普通话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也没有像今天这样获得全国人民的共识。以一向以方言保守著称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在不长的时间内涌入数以百万计的外地民工和数以十万计的外地干部、教师、医生、工程师,在不少企业和学校,甚至在个别地区,外来人的数量已经超过本地人。外来的普通话有力地冲击了本地的方言环境,使得普通话在当地成为与“白话”并行的通用语言,更使本地群众的语言观念从保守到开放,广东的商品更以普通话为媒介而畅销全国。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南方方言区近20年来的经济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就连北方话区的很多乡镇企业也都注意到了使用普通话与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改善企业形象的密切关系。西部大开发是中央的重大战略决策,而处于西北和西南方言区的西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开发和发展的进程中必须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这也是无须讨论的事实。方言是与小农经济相联系的,共同语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搞现代化经济必须普及国家通用语言,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则有利于现代化经济的发展。这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规律,更是今天我们应当主动利用的语言生活法则。
    高新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普及民族共同语。在当今信息时代,作为信息主要载体的语言文字,其规范化标准化的重要意义越来越突出。一位工业大学的校长说得好:“现代工业生产最讲究规范化标准化,作为信息载体的语言文字如同微机接口一样必须标准划一,口令、指令的规范化和技术规格的标准化是工业生产的保证,所以工科院校更应该重视普及普通话和语言文字规范化。”理工科论文和工程设计要求严谨、准确、精炼,这些都需要作者具有相当好的语文功底。以信息处理技术为核心的现代通信、交通、广播、电视、网络(internet)已经深入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已经离不开现代化信息处理技术了。听广播看电视是在听普通话,跟外地朋友通电话是在说普通话,大多数人打电脑用的是拼音输入法。拼音输入法十分简单,但前提是普通话要说得准确,汉语拼音要十分熟练。现在,语音输入技术已跨入实用阶段,但普及普通话如果跟不上,语音输入技术的普及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语文应用能力是人进行社会实践的基本能力之一,也是构成人的整体素质的重要方面。同时,人的语文素质与其他各项素质有着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人的思想、道德、情操、文化、学识、修养等潜性素质,要通过语言表达、文字表达或者行为表达的方式外化。人的创新思想、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果都要靠准确鲜明的语言文字来酝酿和表达,古人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精炼地概括了语文应用能力的重要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要求重视培养学生的5种能力,其中就有语言文字表达能力,而其他4种能力(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团结协作和社会活动的能力)也都是以语文应用能力为依托的。显而易见,人的语文素质提高了,有利于整体素质的发展和发挥。吕叔湘先生说:“学好语文是学好一切的根本。”张志公先生解释说:“请注意这个‘一切’,包括些什么呢?就是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以至于更高的科学、应用技术等。学好语文是学好这一切的基础,是建设社会、建设国家的基础。”发达国家的有识之士把阅读表达能力称为“第一文化”,把掌握计算机语言称为“第二文化”,“第一文化”是获得“第二文化”的基础和前提,21世纪的各类人才都必须熟练掌握这两种文化。对于任何专业的学生来说,能说流畅标准的民族共同语、具有运用自如的语言文字能力,再加上熟练掌握一两门外国语和计算机基本操作能力,这是最有用的本领,在求学、求职和事业竞争中就能处于优势地位,乃至终生受用无穷。
    作为现代汉语的标准形式,普通话是联合国6种工作语言之一,是中外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也是外国人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的重要工具。外国人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汉语(主要是普通话)在世界上的流通范围和实用人群越来越大,换言之,普通话的实用价值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而不断增值。

    普通话的文化价值

    普通话的文化价值是指作为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普通话具有的文化意义。
    普通话成为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不是哪个阶级、哪个政府更不是哪个人决定的,这是中华民族特别是汉族千百年文化积淀的结果。1913年中华民国政府曾以投票办法来确定国语的字音标准(即老国音),但实际上行不通,到了1926年只好规定国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即新国音),就是一个明证。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和信息、文化的载体,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变化以不断适应社会的需要。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除了东晋、南宋等几个短暂的皇朝偏安江南外,相对稳定的汉族皇朝都是以黄河中下游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因此中央政府使用的语言(事实上的民族共同语,包括口语和书面语两种形式)在词汇、语法方面都以中原方言为基础方言,语音大概以首都所在地的方言为标准音是很自然的事情,文史著作自然也以当时的民族共同语的书面语来写作。古今以来,汉语语音有较大变化,但用来记录语言的汉字相当稳定。从汉字所记载的古代汉语的基本词汇和语法来看,变化也不是很大,例如我们阅读2000多年前写的《史记》,总的来说是不难懂的,至于用北方话写作的宋代话本、元代杂剧和明代拟话本,今天读起来也是通俗易懂的。今天的普通话就是从古代民族共同语逐渐演变而来,而且在成语、典故和表达句式方面吸收了很多古代民族共同语的营养。因此从先秦的雅言、汉代的通语直到明清的官话、民国的国语直到今天的普通话,民族共同语一直是我国史学、哲学、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著作的最主要载体,或者说民族共同语承载着浩如烟海、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把方言称为“母亲语言”,把民族共同语称为“教师语言”,因为一般来说方言是人们从小跟母亲学会的,而民族共同语则是人们上学以后跟老师学会的。因此我们也可以称方言为生活语言,民族共同语为文化语言。学校里教授语言一般以语文课为主渠道,绝大部分课文都是用普通话写成的文学、艺术、政治和科学著作(包括用普通话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就是少量的文言课文也是用普通话朗读的,而语文以外的其他学科的课本也都是用普通话写作的。至于讲课,一般来说教师也是用普通话的。因此,学习普通话的过程就是了解和吸收中外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掌握普通话的标准程度和具备一定的听说读写能力成为文化修养程度的外在标志之一。
    有几个生动的例子。一位长年在外工作的军官回家乡探亲时,因为怕父母和乡亲们嫌他“忘本”,所以故意说很土的家乡话。没想到村长说:“你在外多年,怎么还说土话呀?现在咱村里都在学普通话呐。咱村的产品现在销往南方好多地方,人家一听咱说话的土味儿,就觉得咱这产品科技含量不高。”广东一位中学教师曾对笔者说:“我们这个省没出过大作家,因为我们的方言太难懂了。”笔者说:“欧阳山、秦牧不是很有名气的大作家吗?”那位老师说:“那是因为他们的代表作都是用普通话写的呀。”广州一群中学生说:“方言只能给武打片配音,而像《简·爱》那样的经典片用方言配音就不伦不类。”很多本来会说普通话的天津人平时不敢说普通话,因为怕别人笑话自己:“你有嘛学问,还说普通话?”这几个例子都说明,在人们的潜意识中,普通话具有方言难以匹配的文化价值。
    语言观念体现着相应的时代特色。普及民族共同语是各个国家在其工业化过程中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这个任务一般被称为语言计划(Language Planning)。西方发达国家从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实施语言计划,用了大约二三百年,实现了普及的目标。日本从明治维新时期开始普及共同语,大约用了一百年。我国自古以来赞许的是“少小离家,乡音无改”,主张的是“宁卖祖宗坑,不改祖宗声”。但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大潮推动下,老一辈也不再反对年轻人学普通话,新一代人则正在树立新的观念,“推广普通话,建设我中华”、“学会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说好普通话,高雅又潇洒”、“让标准语显示你的魅力,用普通话播撒我的温馨”等等,都是新语言观念的生动表述。不少家长甚至祖父母一辈的老年人,为了让小孩从小学会普通话,一改说方言的习惯,同小孩对话都说普通话,使普通话成了家庭语言,这也是新时代的一种新风尚。河南的一个年轻人说,她爱人当年跟她谈恋爱时一直说普通话,影响到她也说起了普通话,可是结婚以后她爱人说:“以后咱们说家乡话吧,说普通话太累了。”有了孩子以后,父母又恢复说普通话,因为他们希望孩子从小学会普通话。
    推广普通话,除了实现交际无障碍的直接目的外,还有个礼貌问题。一些方言区的人,对外地客人可以说普通话,但当着客人的面自己人交谈的时候又改用客人不懂的方言,客人心中委实很不舒服,因为他感到主人有不愿让他知道的事情。90年代初在海南省就发生过因此而中断了投资谈判的事件。“当着客人说客人不懂的方言,不仅是对客人不尊重,而且会使客人产生对我们的不信任感。”这就是方言区人从实践中总结的教训。可见普通话作为文化语言在公共交际中体现着一定的文化修养。

    普通话的审美价值

    普通话的审美价值即在人们的审美观念中普通话的意义。
    作为审美对象,普通话同其他美的形象一样,是具有特殊规定性的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体。从形式上看,其可感形象性在于它的语音美和节奏美;从内容上看,其社会功利性在于它所包含的社会生活。
    汉语有声调,音节分割清晰,无复辅音,语气词和量词丰富,有轻声、儿化等语音变化,加上讲究声韵、平仄、炼字、对仗、顶针、回环等积极修辞手法,汉语确有独特的形式美。作为现代汉语的标准语,普通话的形式美是在汉语一般形式美基础上的特殊体现。
    普通话的形式美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一是四声调型的升降曲折对比鲜明,四声调值中有3个高到5度,两个低到1度,音节的抑扬起伏带有天然的音乐性;二是没有急促的入声,因而显得舒缓;三是元音占优势,无长短音区别,所有的韵母都可以延长,适于吟诵和演唱;四是清辅音占优势,21个声母中只有m n l r 4个浊音,语音显得轻柔和清亮;四是轻声和儿化丰富,语调和重音变化多,因而表现力强。这些都是构成语音美的重要因素,形成了普通话语音独有的听觉美。
    传统的戏曲、曲艺等说唱艺术十分讲究旋律的曲折升降同唱词字调在当地方言中的调型相互协调,使得唱腔与唱词浑然一体,简直就是说话的音乐化或曰唱着说话。当然,旋律的曲折升降与唱词字眼的调型不必也不可能完全一一对应,但在关键处保持二者一致是利用语音美与旋律美的和谐为听众提供听觉享受的重要手段。我们在京剧、豫剧、吕剧、秦腔、川剧和单弦、京韵大鼓、北京琴书、河南坠子、二人转等地方戏曲、曲艺艺术中随处可以找到旋律与方言调型相协调的例子。评剧《刘巧儿》中巧儿唱:“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赵”字是去声,调型是全降调,因此用下降的旋律“31”,如果是许配“刘”家,旋律就必须改成上扬的旋律“35”,否则就成了许配“六”家,岂不笑话!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现代歌曲的歌词一般是用普通话写成的,作曲家谱曲时也要考虑旋律曲折升降与歌词的普通话调型和谐一致。这本来就是汉语语音特点所决定的,而现代歌曲以及现代京剧的词曲创作有意识地利用了旋律与字调相和谐的规律,使得普通话的语音美得到进一步的宏扬,使人们对普通话的语音美不断地加深感受。
    普通话词汇的80%左右是双音节词,其余的多数是单音节词,只有少量词是三音节以上的词。双音节词搭配一些单音节词,适于在诗歌里构成有规律的节奏,体现一定的节奏美。如律诗给人以行进的节奏感,而长短句则给人一种休闲舒适的自由节奏。这正是诗便于表现粗犷、刚劲、兴奋、愤怒等激烈外向的情绪,词便于表现细腻、温柔、忧愁、哀思等平和内向的情绪的原因之一。
读者可以从以下例子中体会这种节奏美:
    七言律诗:(进行曲节奏)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长短句:(自由节奏)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
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传统诗词在运用平仄和韵辙方面有完整的理论。通常情况下,用高平、高扬的平声和洪亮刚劲的韵辙(如发花辙、言前辙、江阳辙、中东辙)收句,利于表现阳刚之美;用曲折、下降的仄声和细微柔和的韵辙(如一七辙、乜斜辙、灰堆辙、由求辙)收句,利于表现阴柔之美。
    试比较陈毅的两首诗:
    梅岭三章之二(平声韵脚,言前辙)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赠缅甸友人(仄声韵脚,灰堆辙)
    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
    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
    现代诗人、作家在用普通话写作时常常自觉运用这个理论,运用语音美来塑造艺术形象,创设美的意境。修辞学称锤炼字音和讲究语音美的对偶(对仗)、排比、双声、叠韵、顶针、回环等辞格为积极修辞手段,道理显而易见。其实不光是诗歌、唱词和抒情散文讲究语音美,如果在说明文、记叙文、论说文乃至枯燥的公文中都注意语音美的话,也会大大增强其可读性。
应当指出的是,方言是汉语的地方变体,单从语音来说,方言也各有各的语音美。但是从普通话所包含的社会内容来说,其社会功利意义则是任何方言所不具备的。
审美意识是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美的反映,这种反映取决于社会实践。对于语言的社会美,人们的观念同语言的社会功利性紧密相关。普通话的社会美与普通话的文化价值关系密切,可以说普通话的文化价值同普通话的形式美相结合就是普通话的审美价值。
    人们通常认为:
    习惯说普通的人是常出外、有见识的人(在此与封闭保守等概念相对);
    普通话说的流利的人是有文化有学问的人(在此与文盲、愚昧等概念相对);
    普通话说的标准的人是气质好有修养的人(在此与粗野、鄙俗等概念相对)。
    有人说语言是人的无形包装,也有人说语言是人的第二相貌,甚至说语言是人的无形身份证,这些说法都有道理。由于普通话的学习和使用同接受教育、对外交往密切相关,一个人说话的发音、用语和腔调确实可以成为这个人的文化高低和气质雅俗的一个标志。京剧艺术早就自觉地把人物道白同人物形象联系起来,让有地位或有文化或庄重的角色说文绉绉的“韵白”,让小人物或轻松活泼的角色说口语化的“京白”,个别滑稽人物则用“怯口”(某种北方方言)。在现实生活中,普通话说得标准固然好,若不标准,但只要四声调值到位,听起来就像普通话,就好听。而一些北方方言,尽管在声母韵母方面与普通话很接近甚至相同,但由于四声调值与普通话有异,给人的感觉就是“侉”、“怯”。可以这样说,北方人说普通话,哪怕声韵母和词汇、语法都没问题,但只要调值不到位,就很容易被人指出原籍是某地,这样的普通话就难以达到一级水平。报载,一东北姑娘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工作,该女苗条漂亮,能歌善舞,很多小伙子听了介绍人的介绍都愿意跟她见面。不料姑娘连见几个小伙子都没谈成,原因是她一张嘴就带出了“高粱米味儿”。如今很多城市的年轻人谈恋爱时兴说普通话,借以标榜自己的文化档次。这是值得社会语言学家注意的有趣现象。笔者爱听广播,发现电台接进来的热线电话绝大多数是说普通话的,这也是人们语言规范意识增强的表现。有意思的是,持有语言保守观念的人在嘲讽别人说普通话时说:“你有多大学问,还说普通话?” “跟我打什么官腔?”尽管观点不妥,倒也流露出把普通话作为有学问有地位的标志这样一种潜意识。
    笔者曾与学校师生广泛交谈。广大师生普遍拥护用普通话教学,并且举出充足的理由来论证用普通话教学的必要性。成都的一位美术教师从审美角度谈出了新意:“面对一幅世界名画,伴随着轻柔的世界名曲,教师用标准流畅的普通话解说这幅画,气氛和意境就十分协调;要是用方言解说,你可以想象会是什么样的教学效果。”很多教师更是从切身体验中感受到普通话教学具有促进教学质量和提高学生修养的潜在作用。近年来学校普及普通话成绩卓然,其基本经验之一就是“把普及普通话的要求渗透于德智体美和社会实践等各种教育活动中,是提高学生思想道德修养和文化艺术修养的重要渠道之一”。普通话说得好的学生往往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学生,这一点不是偶然的,恰恰反映出学习和使用普通话同全面育人的内在联系。
    综前所述,普通话被肯定为美的事物,包含着丰富的社会生活的内容。普通话与人们崇尚的品质相联系,正是普通话的社会功利性在审美意识中的反映。从审美角度看,普通话是真善美的统一体:说它真,是因为普通话是无可争议的国家通用语言,其使用人口和通行范围具有任何方言无法匹敌的优势,在语言理论方面也具有比任何方言都更加完备的研究成果;说它善,是因为普通话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需要,在提高人们的思想文化素质方面,促进企业经济效益方面,促进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市场的发育和形成方面,促进宣传工作的效益方面,促进科学技术特别是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应用方面,总之在促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方面,具有潜在的有时是直接的作用;说它美,是因为普通话不但具有客观的形式美,而且是真与善,即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完美统一。

    探讨普通话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对于普通话的推广普及具有重要意义。仅仅讲普通话的实用价值并不能完全祛除人们学习普通话的被动心态。当着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一代把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看作是充实自我、完善自我和对美的追求时,就能变被动地学习使用为主动地学习使用普通话,而且对民族共同语和祖国的灿烂文化更加热爱。推广普通话切忌拔苗助长,但必须善于审时度势,正确导航,将推广普通话工作导入一个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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